中国历史上有一个著名的“两湖现象”——湖北、湖南地区，诞生了最高比例的历史文化名人。更吊诡的是，这些人几乎都是在外地成名，进而影响整个中国的走向。
在2000多年前的春秋时代，这种现象就已经广泛存在。这里曾是古楚国的地盘，所以这种现象也称“楚国现象”。
在湖南岳麓书院的门前，有一副对联“惟楚有材，于斯为盛”，其原文出自《左传》——“虽楚有材，晋实用之”，说的就是楚国虽然人才辈出，但是诞生在这里的人材，都是在中原地区得到重用。
战国以后，楚地又出现了屈原、蔡伦、杜甫、孟浩然、毕升、周敦颐、张居正、王夫之、李时珍等历史文化名人。
1840年以来，湖南、湖北的大事件和大人物，更是呈现井喷状态，风头甚至盖过了江浙粤等地。
晚清时期，有曾国藩、左宗棠、刘坤一、魏源、郭嵩焘、谭嗣同；
民国时期有黄兴、宋教仁、陈天华、蔡锷、熊希龄、黎元洪、杨度、闻一多、殷海光、沈从文、齐白石；
社会主义革命时期，有毛泽东、林彪、刘少奇、彭德怀、贺龙、田汉、丁玲、李四光；
八十年代以来有胡耀邦、朱光亚、黄仁宇、袁隆平、刘道玉、杨小凯等等。
并且与历史上的楚国相似，尽管这些名人都是出自两湖地区，但几乎都是在外地成就事业，并影响中国。
除了批量诞生历史文化名人，“楚国”的重要性，还体现在对中国历史，尤其是影响中国至今的“秦制”的开创性贡献。
众所周知，发生在春秋战国时期的周秦之变，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制度、文化大转型，周秦之变的结果是秦制统治中国两千年，并且影响至今。
不过，很多人受“过于简化”的教科书影响，也被《大秦帝国》等影视剧误导，于是将“秦制”等同于“秦国的制度”。但其实，“秦制”中最重要的君主制和郡县制，最早的发明者和践行者，其实都是楚国。
“楚人”有如此多的英雄才俊，“楚国”如此举足轻重，“楚文化”对中国影响如此之深，值得每一个国人探寻、深思。然而遗憾的是，以往作品对楚国的关注点，要么是帝王将相的宫斗战争，要么是文人墨客的诗词歌赋，真正能从思想、制度、社会等视角讲明白楚国的作品，少之又少。
北大社会学教授李亮刚刚出版的《楚兴》一书，不仅填补了该领域的空白，还以社会学的专业视角，讲清了中国历史上最重大的转型——从分封建制到中央集权，究竟是如何发生的？
楚材：人才辈出，却外流他国
楚地兴起的江汉平原，旧称“云梦大泽”，环境恶劣，早先是蛮族居住。楚人与中原人，有很深的隔阂。《左传》中的名言“非我族类、其心必异”，就是季文子针对楚人说的。
按照常理，蛮荒之地应该很难出人材。可是楚地却出现了老子、伍子胥、孙叔敖、屈原、刘邦、项羽等大批人材。并且，他们几乎都是在国外成就事业。
那么，为何楚地盛产人材，却又大量外流？大众受教科书或影视剧的影响，通常简单归因为人口规模等地理要素。但如果我们转换到社会学的视角，就可以很好地解释两个问题。
首先，楚国是大国，“人口规模大，所以人材辈出”恰恰是正常现象，“人口规模大，但是人材稀缺”才不正常。而比人材总量更重要的，其实是人材的比例、人材的结构。
在当时，齐、鲁、晋等中原大国，人口、人材的数量都很庞大，但它们受西周封建文化的束缚，形成封闭社会。比如中原国家以宗法血缘为纽带、只封宗亲和功臣，所以极易产生阶层固化，其人材比例、结构都比较差。
而楚地的蛮夷恰好相反，他们被排除在宗法制、分封制的核心圈之外。比如楚国的芈姓臣服于周朝时，只获得子爵的封位，尽管他们后来自立为王，但孔子编纂《春秋》时，仍称其“楚子”。
这种封建文化的空白，反而带来楚国文化的“后发优势”——自由、开放、多元、突破、创新。所以早在孔子施行“有教无类”之前，楚国就已经有更多的平民子弟，获得了培养、施展的机会，使人材更容易脱颖而出、产生流动。
其次，楚国人材之所以大量流失，其实是农业社会、分裂格局共同作用的结果。
在现代商业社会，存着无数个行业，即便同一行业，也可以有多种产品实现共赢，只要能够满足消费者的不同需求，就能成就一番事业。
但是春秋战国时代，重农抑商的国策已经开始成型。在农业社会，人材的上升通道，通常就只有政治。然而政治机会完全是排他的，并且越高的职位，排他性就越激烈——你当了宰相，我就不能当；你当了国君，我只有踩着你的尸体，才能登基称王。这样一个金字塔的社会，无论培养出多少人材，都必然走向严重的浪费和内耗。
当时恰好是诸侯并起的时代，各国都在招揽人材，人材之间竞争激烈。比如商鞅、苏秦、张仪甚至孔子，都是游历各国，兜售自己的主张。
楚国既然产生了大量人材，要想建功立业、“出将入相”，自然只能外流到他国寻找机会。
楚兴：改革领先，却停滞不前
西周的“分封建制”，演变成君主制、郡县制为特征的大一统中央集权。这一历史变革被称为“周秦之变”，其影响至今遍及中国。
很多人望文生义的以为，秦制是秦国独立创建的。然而更深刻的历史真相是——周秦之变从来不是秦国的独角戏，而是秦、楚两国的联合演绎。
正如《楚兴》一书所述，公元前6世纪，楚国率先建立起县制，秦国立即效仿——每征服一国，就将其王公贵族掳到后方、扣作人质，然后设县管辖。
秦、楚两国几乎同时发展出集权程度较高的君主制。所以春秋战国时代，秦楚两国多次称霸，扩张速度最快。
而中原的各诸侯国，分封利益错综复杂，改革阻力较大，君主能调动的权力和资源有限。于是都落入被侵略宰割的命运。
楚亡：亡秦必楚，却楚随秦制
既然楚国是中央集权的开创者，为何楚国没能完成统一，反而最终灭亡？
以往的解释，大多聚焦于帝王将相的作用。比如商鞅的政治改革，楚怀王的昏庸无能，王翦的军事才能等等。但其实，这些都只是结果，而不是原因。
从社会学的视角对比秦、楚两国的情况，可以得到更全面的解释。
冷兵器时代的争霸战争，不是职业军人的拼杀，而是要调动整个社会的资源、把整个种群都押上的豪赌。
像“吞并六国”这样超大规模的战争工程，必须有统治者的坚韧意志，改革者的超前想象，尤其底层百姓必须绝对服从、不计代价。简言之，整个国家必须成为一台高效的杀戮机器。
秦国与西戎长期征战，军国主义盛行，基本上全民皆兵；至少从秦孝公开始，秦国就为吞并六国，做了100多年的战略准备；贵族完全丧失话语权，君主大权独揽，对国民生杀予夺；以严刑峻法铲除商品经济和民间舆论……
反观楚国，尽管最早开始集权，但是集权程度远不如秦。楚国君主仍然受到宗教、贵族和舆论的制约。比如楚王犯错时，宰相可以鞭笞他；王子掠夺民财，国君不得不道歉赔偿。
此外，楚国周边缺少可匹敌的大国，危机意识极度欠缺，也没有吞并六国的计划和国策。所以，在“耕战之民”的组织程度上，楚国远不如秦。
然而历史的吊诡，远远超出戏剧。正如司马迁所说，“楚虽三户，亡秦必楚”。秦灭楚后第十六年，即公元前207年，秦朝被楚人所灭，随后楚人刘邦建立了汉朝。
可以说，虽然楚国、楚王失败了，但是最后还是楚人、“楚制”赢了。楚国创立的制度、文化，在秦楚两国的推动下，就这样影响中国两千多年，并延续至今。楚国的重要性也正缘于此，遗憾的是，很多国人对楚国和“周秦之变”的理解，仍然是一知半解、张冠李戴，进行盲目的批判或认同。